「我的一生雖平順，但也少不了經歷人生中的心苦與折磨。感恩慈濟救了我及我的家庭。」——黃玉女

我1928年出生在臺北石碇，四歲時父母把我過繼給叔叔當女兒，就跟著搬到六龜、後來定居臺東。十七歲，我在臺東公學校當老師，直到1982年退休，在教育界服務了三十八年；我先生王添丁校長，則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八年。

早年，上人來臺東前，會通知王校長，我和靜豪師姊等人就開始打掃家裏，洗被單、曬棉被，把上人住宿的環境弄得乾乾淨淨。

1961年，我第一次在臺東佛教蓮社認識上人，當時上人尚未出家，後來就斷了聯繫。十年後，經由花蓮李時師姊介紹，我知道有位師父做善事，就幫忙勸募；但拿到那本勸募本，也不知道該向誰開口，天天帶去學校又帶回家。

有天我跟王校長說：「我們來做一件有意義的事，像童子軍一日一善。」他說很好啊，所以我們就從各自的學校開始，邀請老師參加會員，就這樣慢慢把慈濟做起來了。

幾個月後，我想應該要去花蓮看看那位師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；來到靜思精舍，大家都在忙碌，只說師父正在田裏。空地上，一位法師戴著斗笠，拿著一根長棍子在打黃豆，當我走近，師父把斗笠拿下來，我馬上就認出那就是上人！

幸好還有師父

上人做慈善，第一個用錢的地方是在花蓮，然後就是臺東。慈濟在臺東第一個個案是吳發，眼睛看不到，住在海邊的墓園。我曾經隨著上人去訪視，那時已經快黃昏了，加上屋裏沒有開燈，我心裏嚇得要命；上人詢問有人在嗎？吳老伯在屋裏回應，然後就推開門，可能他剛好在吃番茄，看到他嘴巴紅紅的，大家都嚇一跳。

上人設法幫助他就醫治療眼睛，後來還安排到沙鹿去檢查。我記得德慈師父跟我們說，那次去西部，吳發是抱著滿腹的希望，想說：「這位師父那麼好心，要找醫師幫我開刀，讓我眼睛看得到。」所以，他眼睛張得很大，要讓醫師檢查，好像所有的希望就看那一剎那。

但醫師認為，失明已久，沒辦法手術挽回視力。我聽了很難過，當場就哭了出來，他的生命真的黑白了；但也覺得這些無依的老人，幸好還有師父關心。

沒辦法治療，至少也要設法改善生活；即使慈濟沒有錢，也要想辦法去找錢。吳老伯不只是臺東第一個慈善個案，也是醫療個案，我更從中觀察到，上人做慈善就是要做得徹底。

看到就能做到

剛開始做慈濟，就邀我們家對面的靜豪師姊一起去看個案，漸漸地也把她先生帶出來；慈濟在臺東的冬令發放，就借用我家對面歐順興老師家旁邊的空地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不太會看個案，如果有人提報，我就寫信給上人，描述狀況；上人看到信，就會來臺東，我們再陪著上人去訪視。

上人教我們怎麼評估，看政府有沒有在幫助，如果沒有，慈濟差不多要補助多少才夠。我們訪查之後就寫訪視紀錄，每個月回去花蓮報告，漸漸地了解補助的標準與原則，就學會怎麼做了。

也因為跟著師父做慈濟，我們感覺師父很不簡單，他身體不好，要操心很多事；當我們了解了、感動了，就很認真做。

那個年代，臺東志工承擔四、五百件個案，遍布大武、池上、長濱等鄉鎮，分幾次訪視完，差不多就是一個月了。看個案時，會從最遠的地方看回來，第二天就不用跑那麼遠了。

王校長那時騎速可達機車去訪視，已經是那個時代最好的車。漸漸地，愈來愈多上班族成為委員，就安排在週末假日訪視，開好幾部車出門。

慈濟每個月在花蓮有全省委員聯誼會，我們每次去都看到常住師父白天工作，晚上還要做基金會的事情，抄寫訪視資料等等，大家也想學習他們的精神，更清楚了解怎麼做好事、說給人家聽，人就慢慢帶出來，委員一個個生出來。

像范春梅師姊是花蓮慈濟醫院啟業那一年開始出來當志工的。她寫個案紀錄寫得很詳細，勸募也很認真，一個月都帶兩、三部遊覽車的會員回花蓮靜思精舍參觀，參加慈濟活動。

她說，就是因為實際看了慈濟在做什麼，自己才出來做慈濟，她也希望大家和她一樣，所以很積極帶人。這些年我年紀大了，身體狀況也差了，還好有這些年輕一代的出來。

堅持並不困難

常有人問，我跟校長都要上班、教書，那麼忙碌，還要做慈濟、訪視那麼多照顧戶，是怎麼堅持下來的？堅持其實很簡單，因為這些事很有意義，所以就會堅持。

王校長如果帶大家出去訪視，吃飯都是他買單，他都說來去「吃桌」，找一家餐廳或一間麵店，招待大家。但大部分時候，也是像師父帶我們看個案一樣，途中找地方休息，在樹下、海邊或涼亭用餐。

有一次訪視下大雨了，大家想說回家吧，王校長說：「不行，不怕風雨。」校長本來就是做教育的人，看個案謹慎、正確，一定從頭問到尾，一筆、一筆寫個案。前後累積了快五百件，都有案本。

臺東老人的個案很多，王校長總說：「問案要細心，開案要小心。」意思是說，不能說隨便開案，兩、三個月後就結案；這個案子如果不要資助了，也要深深地考慮，結案的原因或理由要清楚、要正確。

一到案主家，大家跟著王校長進去，然後剩下的人會去問鄰居，等一下綜合的時候，就知道實情大概是如何。可是差不多到2000年代就沒有辦法了，因為有的個案會生氣鄰居多話。

我們會看看案家桌上的食物，或掀米桶，不是去查人家吃好吃壞，而是想知道他們夠不夠吃。校長不會直說：「你一個月領多少？怎麼沒有申請低收入戶？」他問話很柔和，不讓人家起防備，閒話家常，聊到對方把真正的情形和需要說出來，那是最好的。

王校長退休以後，我們年紀也大了，大約到1991年，校長就把個案交接了。校長真的教大家很多，如果有志工有疑問，他都會給回應或建議。像鄭怡慧師姊寫個案資料，有時候寫了一半不知如何寫下去，就馬上騎單車，轉個彎就到我家了，校長真的都是有問必答。

我的一生雖平順，但也少不了經歷人生的心苦與折磨。感恩慈濟救了我及我的家庭。王校長跟著我一起加入慈濟，在慈善做得比我投入，我也跟他學習很多。

我現在九十幾歲了，幾年前跌倒，體力開始變差，幸好孩子們有把慈濟的棒子接過去，兒子壽榮是嘉義第一顆種子，當時不是只有嘉義這個區域而已，還有到雲林！慈善有人傳承了，也是完成我的心願了。（註：王添丁校長於2017年往生，享壽九十五歲。）

（口述：黃玉女 整理：江淑怡、林厚成、陳若儀 本文摘自：《慈濟月刊》631期）